这仅仅是一份研究报告的发布会，但是来到会场发表演讲的阵容却格外庞大：包括2002年9月1日刚刚上任的WTO总干事素帕差博士（Supachai Panitchpakdi），英国国际发展部部长Clare Short MP，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Dr Kamil Idris。这份报告就是由“知识产权委员会”（CIPR）完成的《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Development Policy）。这是第一份站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角度，而由发达国家赞助和完成的知识产权报告。我们相信，历史将会记住这一时刻，记住这一份报告。因为，它将是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将从此大大改变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意识，帮助纠正不合理的知识产权舆论导向和政策制定。

2002年9月12日出版的《经济学家》，对此作了相关报道，文章写道：委员会主席、斯坦福法学院教授John Barton希望无论是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都把知识产权看作发展的工具，而重新纠正“知识产权保护越严自然就越好”的观念。这份报告就是集中了律师、政策制订者、学者、产业领袖和生物伦理学家，重点关注知识产权怎样才能为世界贫穷国家带来好处。核心的观点非常明确：发展中国家要避免照搬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除非这些措施对自己真正有益，真正能够促进自身发展。

该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是由英国政府帮助创建的独立机构。成员包括斯坦福法学院教授John Barton，Royal Society副总裁John Enderby教授，知识产权法律师Daniel Alexander，阿根廷Buenos Aries大学教授Carlos Correa，印度科学与产业研究委员会主任Ramesh Mashelkar博士。写作这个报告是为了研究“如何能让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包括TRIPS在内的国际协议文本范围内，最好地被设计来有益于发展中国家”。论文考察和论证的主要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报告分为八章，分别是：1、知识产权与发展；2、健康；3、农业与基因资源；4、传统知识、共享的途径和好处、地理标识；5、版权、软件和互联网；6、专利改革；7、制度能力；8、国际架构。

报告作者认为：“太长时间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被视为富国的粮食和穷国的毒药。我希望这份报告的论证不要这样简单。”报告明确指出，知识产权的本质就是一种经济和商业权利。“评估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就如同评估税收政策一样。没有人能够宣称，税收收得越多越好。但是，现在却有一种趋势，认为知识产权保护越严越好，而且是不言而喻的”。“发达国家里，存在中一支强大的院外游说力量，宣称所有的知识产权都是对商业有益的，使公众受益最大，也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他们相信并争辩说，既然知识产权是好的，那么保护得越多就越好。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相信并争辩说，如果知识产权保护是坏的，那么知识产权保护得越少越好”。 “记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集团的科技差距，对于评估这种对立的观点是重要的。中低收入国家大约占世界GDP的21%，而研发支出还不到世界的10%”。“发明创造者的私人利益源自消费者的花费，特别是当消费者是穷人时，这可能与基本人权，例如生存权，相冲突。”作为知识均衡调节手段，这就是知识产权合理使用的规定。“合理使用(Fair Use)或合理交易(Fair Dealing)，是一种例外，它允许第三方在特定环境下使用版权材料。在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版权法中，具体表现为基于“合理行为”或“合理使用”的原则用于个人使用的复制、研究、教育、档案复制、图书馆使用和新闻报道。”

硅谷最著名的IT专栏作家丹-吉尔姆（Dan Gillmor）说，把知识产权描述成一种绝对的财产权，完成是一种误道，是颠倒了逻辑，混淆了历史。当初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创新，促进社会发展。因此赋予发明人一定期限、一定程度的相对权力，通过制约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不当侵权和打击用盗版谋取暴利的不法工厂，使创新者获得合理的受益，有动力进一步创新。

但是，现在一些跨国公司变本加厉，通过不断修改法律，扩展保护范围，提高保护程度。居然开始把每一个消费者也当成了“盗版者”，把一切都视为盗版。他们完全“异化”了制度，现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不再是鼓励创新，而主要是保护这些巨头的商业模式。反而开始极大地阻碍了知识传播，影响了新技术扩散，制约了创新活动。

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在知识产权方面有所作为，但是也要理解这些国家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没有制度支持，关键是没有人才。在发达国家，对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做法，有复杂和周全的法律制度来制衡，保证公众利益不受伤害，如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特别容易受冲击和伤害的原因。所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在知识产权所涉及的相关领域，过严保护对发展中国家一定是吃亏的。报告把中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虽然整体的技术能力强，但也指出发展中国家中60%最贫穷的人是中国人。

我们可以相信，这份报告将改写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发展保护的历程。当然，更多的工作，还得依靠我们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在国家层面上，将知识产权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创新和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的经济研究似乎不多。德国和东亚国家（包括中国）采用的方法是引入易于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或称为小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将较低的创造性标准、登记而不是实质审查以及较短的保护期限结合起来1891年，德国引入实用新型专利时，只提供3年的保护期限（可以再续展3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对许多经实质审查的实用专利提供双倍的保护期。对1960-1993年间日本专利制度的研究表明，实用新型专利比真正意义上的专利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起到的作用更大。这一观点也在巴西和菲律宾的一些行业创新方面得到证实。日本的经验表明，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基础的较“弱”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鼓励小企业的不断创新以及技术的吸收和扩散。与台湾和韩国一样，日本在其专利制度建立之初，也是将化工和医药产品排除在外的，直到1976年才对其提供保护。

专利保护对发达国家所产生影响的证据较多。证据表明，对于发达国家中的大公司来说，在某些工业领域（例如医药）中，专利保护的作用相当重要；而在许多其他领域中，专利并不是创新的决定因素。另外，在发达国家的许多工业领域中，专利制度很难被中小企业用作促进创新的手段，或者作为有用技术信息的来源。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生物制药领域，这一领域中的公司经常将其专利看成其最重要的商业资产。根据英国最近的一份长篇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正规的知识产权体系只适用于较小比例的商业活动（例如大型制造公司），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他非正规的保护方法和获得技术信息手段通常更为有效...全文>>

★虽然在符合一定条件和程序的情况下，TRIPS协议允许批准强制许可（正如在多哈声明中所阐明的那样），但是发展中国家还没用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发达国家为了许多目的，例如在美国为了反垄断，成为强制许可（不仅在药品领域）最积极的使用者。从1969年到80年代后期，加拿大在制药领域广泛使用强制许可，导致在1982年的调查统计中，有47%的被许可药品在加拿大的价格低于在美国的价格 。英国在70年代以前也对例如利眠宁和安定等重要药品采取强制许可。2001年，美国在遭受炭疽热袭击后，美国卫生和福利部部长在与德国拜尔公司（专利权人）就有关购买治疗的药品Cipro进行谈判之前，就公开放出风来说美国有获得非专利替代药品的意向，尽管最终结果是与拜尔公司达成了协议。

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运用这一制度有很多原因。第一，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缺少相应的行政和法律体系。第二，发展中国家害怕发达国家会以双边或多边制裁相威胁。第三，按照TRIPS协议的规定，强制许可只能限于国内市场的需要。第四，强制一词意味着政府对专利权人的权利在法律上的限制。被许可药品的实际生产商为了其自身利益才愿意进行生产（至少在被许可人是私营公司的情况下是如此）。获得强制许可的被许可人必须具备进行反向工程的技术秘密以及在没有专利权人合作的情况下制造药品的技术能力，而且还必须预见到有足够大的市场，以确保收回投资和生产成本，并向专利权人提供适当报酬。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以批准强制许可相威胁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全文>>

★传统知识的特性是：其传递方式多数是通过口头方式，而不是文字记载方式。因此，当未经该知识的拥有人许可，试图获得关于该知识的知识产权权力时，就产生了特殊的问题。当缺乏任何可得到的文字记载时，任何国家的专利审查员都不可能找到能质疑一项基于传统知识的专利申请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依据。对于受害当事人（该知识的拥有人或代表他们的某人）来说，唯一的选择是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在专利授权过程中或授权后对该专利提出异议。例如，这就是印度政府通过在美国推翻关于basmati（见专栏4.5）和姜黄的专利所实现的。

如果存在行政的或准司法性的专利异议或复审程序，就会使宣告这些专利权无效变得相对容易。如果没有上述程序，就必须到相关法院提起诉讼，耗费相关的费用和时间。即使有上述行政或者准司法程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世界各国产生的知识产权进行监视，提出质疑，仍然是特别困难和昂贵的。稍后，我们在此章中提出一种可行方式，以帮助各国监控那些包括或产生于获得的生物物质和相关知识的发明获得专利保护。

传统知识越来越强的文件化不仅在防止不当专利授权方面有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传统知识的保存、促进和可能的开发。在这方面，关键是文件化过程不能损害被文件化的内容中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权力。印度的国家改革基金会（National Innovation Foundation）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性的实例 。WIPO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忧虑之一，就是WIPO发掘出来的许多数据库中所记载信息的利用是否得到该知识所有人的事先知情同意。在WIPO关于传统知识文件化的讨论中 ，发展中国家对于所有数据库中能够或者应该包括的数据类型仍存在明显分歧。例如，一些国家主张这样的数据库只适用于已经经过整理，能够为公众得到的信息，而另一些国家主张也可包括还未经整理的传统知识...全文>>

★从与参与者的讨论中，我们感到知识产权技术援助领域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交流和协调。大笔资金通过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渠道花了出去，但得到的结果与之极不相称。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技术援助，需要改进其设计和执行。这需要每个国家更好地统合所有的国家发展策略。而通常的情况是，知识产权方面的技术援助项目的计划和执行似乎与其它有关国家发展的项目全不相干。举例来说，一项新的知识产权立法可能是由WIPO这样的专门组织制订的，但是管理这种新机制的机构却无不到位，因为主流的发展促进组织并没有参与其间。世界银行在巴西、印尼和墨西哥赞助实施了更为整体化的国家知识产权机构升级项目，将知识产权制度的现代化作为更为广泛的国家政治改革、鼓励研发、提高竞争力等能力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在多个援助国（组织）或援助国（组织）与受援国间，援助行动并不总是能够被很好地协调。由此导致了事倍功半，或最为糟糕地相互拆台。在1996至2001年之间，8个不同的援助机构向越南提供技术援助。大部分问题出在主要知识产权技术援助机构（例如，WIPO和欧盟专利局）在当地没有派驻官员，项目计划和执行的协调因此受到阻碍。针对这种情况，援助国（组织）可以考虑实验性地在国内或国外设立工作基地，以改善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效果。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技术援助应该与受援国家特定的发展方向和优先需要相结合。达到这一点的办法之一，就是将这类援助并入统合架构，以便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计划与援助国（组织）的援助策略较好地统合在一起。

最后，为应对新的挑战，援助国（组织）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找到更有效的一起工作的新方法。特别是要更好地利用业已存在各种国家的、区域和国际的机制，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能力建设的迫切需要，在技术援助项目中共享资讯，将项目作为国家连续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个部门、水平上进行合作评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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