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用和霸占的“企业家”概念
●本书试图全景式呈现IT业的梦想家、创新者、发明家、先驱者、企业家以及叛逆者。当然，在IT业几十年神奇的发展历程中，创新是主旋律，而推动创新、成就创新的主角是企业家。因此，企业家是《IT史记》的主角，占据了最大的份量。认识和剖析他们，是解析IT业成功秘密的关键。
●如今在中国，企业家这个概念往往被用在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企业老板身上。是以财富的数量、企业的规模和名望的高低来衡量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被误读的概念，更是被用错的理念。在企业家的大本营--美国，企业家主要的是用来代表那些开办中、小企业的人。企业家与小企业主几乎是同义词。而大企业的CEO们，更多被称为经理人和管理者。企业家的含义更强调自主的创新，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小企业创业的精神和经营风格。它是一个更加具有战斗冲动的概念，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个人独立并实现自我价值。比如建立一个私人商业王国的理想，努力征服困难表现个人出色意志的冲动，以及领略创造的欢乐和发挥才能的欢乐。这个理念与美国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可分，美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自由企业制度，强调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和表现，而企业家精神就是其基石。而已经成功地集聚大量资源的大公司，往往是市场垄断与过度集中的象征，并不是资源最有效的配置，不是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头。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中，取向往往是"崇上欺下，重大轻小"。传统的计划经济，更习惯于抓大放小。在轻视个人努力而重集体力量的观念下，往往是守业者而不是创业者，成了"企业家"。这也是一个概念方向性的错误，也引导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过去中关村的胜利，是真正市场原发性的创新与创业的胜利，曾经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说，是中关村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比较纯粹的"企业家精神"，并推动其成为社会主流接受的观念。但是如今，当其中少数人功成名就的人一次又一次被载上金灿灿的"企业家"桂冠时，实际上，他们可能早已经不再是企业家。柳传志、段永基等曾经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巨头"，承担着大公司的未来发展问题。他们其实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家。因为他们的主要使命不再是创业和创新，而重点是运作大企业所汇聚的资本和资源，因此叫做"资本家"更加贴切，玩的可能是比企业家更高级、更有价值的事情。而杨元庆、郭为也曾经是成功的企业家，但现在却更主要是管理和推动一个大公司的持续发展，已经是真正意义的企业经理人。盖茨、杨致远、戴尔等等无数的IT英雄都是已经过去的"企业家"。但是，无论是媒体、政府还是大众，都习惯把他们继续称为企业家。而且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企业家。人们似乎把企业家当作是"终身"荣誉。其实，企业家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
●这些"巨头"们牢牢抢占了"企业家"这个概念山头。而现在真正在努力拼搏创业，促进产业新陈代谢的无数还没有崛起的创业者，却被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也越来越缺乏成长的空间，甚至生存的空间。这种误读使得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方向性的错误，阻碍了整个行业创业和创新的文化与氛围。而这一切曾经是IT真正的活力和动力！
●历史明白无疑地证明了，高科技产业，尤其是IT业，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我们需要给"企业家"正本清源，需要重新塑造和呼唤企业家精神，把"企业家"的帽子还给真正的主人，重新启动这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创新之源。能够形成真正的企业家机制和企业家文化，不断推陈出新，使得企业家能够一批接着一批地产生出来，提升产业和社会新陈代谢的速度。这样，才是正常和健康的发展之路。这样，企业家的概念和精神才真正名副其实！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那些成功者的功劳和意义，因此，本书我们尽量一视同仁。

●跨越文明的断层
●我们之所以要推出《IT史记》是想为变革中的中国树立起一个杠杆，一个文明的坐标系。
如何观察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及其得发展趋向，我们认为，朱厚泽先生关于"三大潮流"、"两大社会文明转型"的论断是值得重视的。
●所谓"三大潮流"，是指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全球化、知识化和民主化，所谓形成全球大趋势、大潮流，它的动因，它得以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特征的；第二是组织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民营化和全面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多元化，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开放、共享、和谐、共存的多元化精神。
●"两大文明转型"就是指，一、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趋于成熟。二、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的标志。
●我们可以预计，围绕这"三大潮流"和"两大转型"，中国社会将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中国文明将面临结构性的更新，这对于我们而言，任务是巨大的。中华民族能否跨越文明的峡谷，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我们这一批人。但是，在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面前，我们准备好了吗？
●赶超西方，凌驾欧美，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朝思暮想、矢志不渝的愿望。冯桂芬认为，国人应当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对于西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康有为屡屡上书申言："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学仇耻……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孙中山则提出了"突驾"说，认为历史不一定是"拾级而上"，只要国人"取法于上"、"迎头去学"、"决志行之"，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后来他更信心满怀地说，若国民"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毛泽东关于"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言论，更为国人所熟悉。但在事实上，"追赶"已属不易，更不要说"突驾"、"超越"了。根据麦迪逊的研究，中国1900年的GDP是美国的83%，1992年是后者的61%，在将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经济不仅没有赶上美国，反而进一步拉开了距离。
●中国的GDP无疑可以在二十一世纪前半叶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赶上美国，恐怕要等到二十二世纪了。即使人均GDP超过了美国，也不等于文明水平就领先于世界了。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高于美国，但是目前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都陷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则被公认为是生气蓬勃的新经济与知识社会的策源地。杜亚泉说："经济道德俱发达者为文明。"仅有经济增长，没有道德与学问的增进，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文明进步。这一点对于后工业社会尤其重要。丹尼尔·贝尔指出：工业社会是及其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与此不同，"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他进而强调："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指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
●中国与发达国家乃至一部分发展中国家 的知识差距大于经济差距。在知识传播方面，中国的儿童入学率赶不上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斯里兰卡等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则落后于印度；中国教育人口占世界总额的四分之一，而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低于3%。在知识创新能力和成果方面的差距最大。1995年，以出版物衡量的科学成果，中国只占世界总数的1.6%，低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州国家的2.8%与印度和中亚国家的2.1%；以专利数衡量的技术成果，中国只占在欧洲申请专利的0.1%和在美国申请专利0.2%，远低于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相应比重16.6%和27.3%。
●文明的再造，不仅仅是技术和物质层面的事，更重要的在于一种文化精神和人性共识。
●让我们共同期待，让我们一起开始文明的探险。